www.w88.com切·格瓦拉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出生于阿根廷的罗萨里奥。他参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在古巴革命政府担任了一系列要职之后,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到刚果(金)、玻利维亚等国试图发动革命。1967年10月8日,因内奸泄密,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及游击队小分队在丛林中遭玻利维亚政府军伏击,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受伤被捕,10月9日,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被杀害。死后,他一直被视为国际运动的英雄和左翼人士的象征。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昵称“切”(或 El Commandante, Che),本名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Ernesto Guevara),全名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西班牙语: 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 ),是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生、作家、游击队领导人、军事理论家、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曾经与卡斯特罗并肩作战。自切死后,他成为了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是国际运动的英雄和左翼人士的象征。切·格瓦拉出生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自小患有哮喘病。他年轻时游历了整个拉丁美洲,并因亲眼目睹了贫穷的无处不在而深感震撼。他在这些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使他断定各国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果,唯一的补救方法便是进行世界革命。这个信仰激励他介入了危地马拉在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领导下的社会改革;在美国中情局的暗中策划下,阿本斯政权最终在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中被推翻,结束了危地马拉当时不同凡响的社会变革。

1955年,格瓦拉在墨西哥城先后结识了劳尔·卡斯特罗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加入他们的七·二六运动,怀抱着推翻亲美的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理想、乘着格拉玛号返回古巴。不久,格瓦拉便在起义者中崭露头角,晋升为纵队司令,军衔为少校。他亲自指挥并参与了很多著名的战役,如:“以少胜多的圣克拉拉战役,决定了古巴革命的最后胜利。”古巴革命成功后,格瓦拉加入古巴 ,并在革命政府中担任了数个要职,包括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生前著作甚多,有《游击战》、《古巴:是历史上的例外,还是反殖斗争的先锋》、《游击战:一种手段》、《切·格瓦纳在玻利维亚的日记》等。

格瓦拉曾以宣扬古巴革命的外交家之名横越地球。而格瓦拉所训练的民兵部队也在吉隆滩战役击溃了美国雇佣军,并为古巴带来了苏联的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其随后在1962年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另外,他也是文笔锋利、创作丰富的作家与日记作者,著有影响深远的游击战 指南,及关于他横越南美洲的青年摩托车旅行的畅销自传。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先后前往刚果(金)及玻利维亚试图点燃革命火种。在刚果(金)的军事行动受挫后,格瓦拉到玻利维亚领导游击队活动,最后因为当地农民出卖,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玻利维亚政府军逮捕,惨遭枪决。

格瓦拉是名极富传奇英雄色彩的历史人物,被誉为“人间的耶稣”、“红色罗宾汉”、“的堂吉诃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第”、“完美的人”、“浪漫冒险家”。格瓦拉常现身于传记、回忆录、文章、纪录片、歌曲、电影,甚至电子游戏中也有他的身影,对其的褒扬远多于批判。《时代》杂志把格瓦拉选入二十世纪百大影响力人物。阿尔贝托·科尔达为他拍摄、命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员》的照片,被人们美誉为“世上最知名、最有魄力的照片”,出现在T恤上次数最多的照片。

1928年6月14日,埃内斯托·格瓦拉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他是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和塞莉亚·德·拉·塞尔纳·德·拉·略萨的长子。

1951年月12月-1952年8月偕同阿尔贝托·格拉纳多漫游拉丁美洲各国。游历了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然后由委内瑞拉乘飞机途经美国迈阿密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1953年3月,大学毕业,第二次漫游拉丁美洲各国。游历了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在危地马拉参加了保卫阿本斯总统的斗争,在阿本斯政府被颠覆后移居墨西哥。

1955年,结识菲德尔·卡斯特罗,加入他的革命队伍,参加“格拉玛”远征的准备工作。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1956年6月-8月,因加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远征部队被捕,囚禁于墨西哥城监狱。

11月25日,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82名起义者中的一员,乘“格拉玛”号游艇从图斯潘河口出发,前往古巴。

1956年-1958年底,参加古巴马埃斯特腊山等地的武装斗争,在战斗中两度负伤。

1958年8月21日,奉命率领“西罗·雷东多”第八纵队进军拉斯维利亚斯省,并被任命为拉斯维利亚斯省城乡起义部队总司令。

2月9日,总统颁法令宣布切为古巴公民,享有与出生在古巴的人相同的各种权利。

6月12日-9月5日,受古巴政府委派,访问了埃及、苏丹、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日本、摩洛哥、南斯拉夫、西班牙。

1960年2月5日,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第一次同米高扬见面。

10月22日-12月9日,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11月18日-12月1日,访问中国期间,受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总理周恩来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接见。

1961年2月23日,被任命为工业部部长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不久该委员会也归其领导。

8月,代表古巴出席在乌拉圭 埃斯特角举行的泛美社会和经济理事会特别会议。在会上揭露了美国建立争取进步联盟的目的。访问了阿根廷和巴西,同弗朗迪西总统和夸德罗斯总统进行了会谈。

4月15日,在哈瓦那古巴劳动者工会会议上发言,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8月27日-9月3日,率领古巴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继访问莫斯科之后,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

1963年5月,由于革命统一组织改组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切被任命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2月20日-4月13日,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在瑞士 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11月5-19日,率领古巴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周年庆祝活动。

1965年1月-3月,访问中国、马里、刚果(金)、几内亚、加纳、达荷美、坦桑尼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团结组织第二届会议。

2月3日,率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抵达北京,在机场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北京市市长彭线日,结束在中国的访问,和彭真再次亲往机场,为他送行。

3月15日,向工业部的工作人员报告国外之行的情况,这是他在古巴最后一次公开讲演。

10月3日,卡斯特罗在古巴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宣读切·格瓦拉的告别信。

1967年,3月22日,以拉蒙为化名的切·格瓦拉领导游击队(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开始军事行动。

7月29日,拉丁美洲团结组织成立大会在哈瓦那开幕。会议主席团根据许多代表团的建议,宣告象征性地成立“拉丁美洲国”,并宣布敬爱的游击队员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拉丁美洲-的荣誉公民。

10月9日,切·格瓦拉在拉伊格拉村被玻利维亚特种部队“突击队”杀害,时年39岁。

格瓦拉父亲在传记《我的儿子,切》中写到:“5月(注:1930年)的一个早晨,寒风呼啸,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埃内斯托去游泳。中午时分,我去俱乐部找他们,准备和他们一起去吃午饭,这时我发现,孩子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游泳衣,已经冻得直打哆嗦。塞莉亚却还一个劲地在游泳。她不是个有经验的母亲,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是冬天,天气变化对这样一个脆弱的孩子来说,该有多危险。”从此格瓦拉便患上了严重的哮喘。受这个有着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层家庭(尤其是作为阿根廷员的姨父母)的影响,格瓦拉从小便对政治十分热衷。虽然患有哮喘,但格瓦拉十分热爱体育运动。1948年,他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习医学,并于1953年3月顺利完成了学业。

在这次旅行中,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定型,他开始认为拉美各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拥有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整体,倘若革命则需要国际合作。离家8个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飞机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在他此时的一篇日记中他写到: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格瓦拉在这次旅行中所写的日记后来被成册出版,依此好莱坞于2004年拍摄了电影《摩托日记》。

旅行结束后,格瓦拉开始拼命复习,在1953年6月1日,他正式毕业于医学院。他本可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可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格瓦拉。

由于庇隆政府当时在阿根廷的的独裁统治,担心儿子被征用做军医的母亲让格瓦拉逃离阿根廷。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维亚经历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这个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打动了格瓦拉。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达了危地马拉。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斯(Arbenz)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

在危地马拉,格瓦拉结识了许多由于反抗独裁统治者而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其中有秘鲁女革命者伊尔达·加德亚(后来在墨西哥,她成为了格瓦拉第一任妻子)。格瓦拉与这些革命者一起投入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积极为阿本斯民主政府服务。在这一时期,格瓦拉得到了他知名的绰号“ 切”(Che),“Che”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区被广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惊讶的常用语,类似于汉语中的“喂”、“喔”等。

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军官阿马斯领导的雇佣军,准备颠覆阿本斯政权。1954年6月,武装到牙齿的阿马斯的雇佣军(共有800人,其中200人是危地马拉人)入侵危地马拉。6月27日,阿本斯总统被迫辞职。阿本斯政权被颠覆后,阿马斯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地,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被杀害,格瓦拉也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名单。

在危地马拉的革命经历使格瓦拉认识到:要用医道去造福人类,必须首先发动一场革命,推翻反动独裁统治。从此,格瓦拉坚定了自己的信仰,认为是解决拉美种种困难的唯一途径。

1955年,格瓦拉同卡斯特罗兄弟在墨西哥城相遇,当时卡斯特罗兄弟正在为重返古巴进行武装斗争并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作准备。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罗组织的名为“七·二六运动”(以一次失败的革命:蒙卡达事件的日期命名)的军事组织。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运动”的82名战士挤在“格拉玛号”(Granma)小游艇上,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Veracruz)的图斯潘(Tuxpan)出发,驶向古巴。

1956年12月2日,比计划推迟了两天,他们在古巴南部的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遭到巴蒂斯塔的军队的袭击,只有12人在这次袭击中幸存。格瓦拉,作为军队的医生,在一次战斗中,当面前一个是药箱,另一个是子弹箱时,他扛起了子弹箱。从这一刻开始,格瓦拉彻底从医生转变为了一名战士。

剩余的游击队战士,在马埃斯特腊山中安顿下来,并使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得到了一些农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战斗中,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气及毅力、出色的战斗技巧和对敌人的冷酷无情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包括卡斯特罗的赏识。他很快成为了卡斯特罗最得力和信赖的助手。到1958年初游击队员约有280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战斗之后,到12月27日,革命军拥有了8000平方公里土地和50万人民。1959年1月2日,革命军成功占领古巴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这段经历,被格瓦拉写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

战争结束后,古巴新政府成立,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1959年5月22日,格瓦拉同自己的第一任秘鲁裔妻子伊尔达·加德亚(Hilda Gadea)离婚,他们唯一的女儿由格瓦拉抚养。6月,格瓦拉同参与了古巴革命且与自己志同道合的阿莱达·马奇(Aleida March)结婚,之后他们共育有4个子女。

首先,格瓦拉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一些资料认为格瓦拉处死了156人,但一般认为,人数可能高达600。1959年10月,并不懂经济学的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开始对古巴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了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格瓦拉帮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封锁后,格瓦拉与苏联签定了贸易协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因为其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逐渐闻名于西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谈判的古巴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并最终签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格瓦拉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8个非洲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后,他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 上的分歧日趋严重。不久他辞去了自己的职务,4月1日他乘飞机离开了古巴,前往刚果(金)。

在古巴担任高官期间,格瓦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有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一次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那位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时,格瓦拉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同时格瓦拉周末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比如在甘蔗地或工厂里劳动。

1965年4月23日,格瓦拉从坦桑尼亚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刚果。一些资料指出,在之前他同卡斯特罗的一次秘密会谈中,格瓦拉说服了卡斯特罗支持这次行动。在最初他得到了当时刚果游击队领导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的协助,但不久格瓦拉拒绝了他的帮助,认为其是完全无意义的,并写到:“没有什么能让我相信他是一个现在的人”。

与刚果政府军一道的美国中情局人员,此时正全程监控格瓦拉部队的对外通信,以便于在格瓦拉的游击队来袭前能先发制人、截断其补给线。格瓦拉在此役所期许的是能够向当地的辛巴人灌输古巴革命思想及游击战术,把他们训练成一批骁勇善战的游击队。事后格瓦拉在他的《刚果日记》里回忆,当地人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愚笨、漫无纪律、内部纷争不休是导致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同年,在非洲丛林吃足了7个月的苦头之 后,病弱的格瓦拉沮丧地与他剩存的古巴战友离开刚果(有6个伙伴没能活着离开)。

格瓦拉一度考虑把受伤士兵送回古巴,自己留在刚果丛林里战到最后一刻,用生命为革命竖立典范。不过,在几次徘徊后,格瓦拉经不住同志们的苦苦哀求,同他们一起离开了刚果。离开刚果的格瓦拉并没有因此回到他熟悉的古巴。在卡斯特罗公布的格瓦拉道别信里,格瓦拉宣称他会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为此,格瓦拉深觉在道义上他不应回古巴。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格瓦拉极其低调地游走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布拉格以及东德。这段时期,格瓦拉除了记载他在刚果的经过外,还开始起草两本书,准备对经济学及哲学加以论述。在卡斯特罗获悉格瓦拉的下落后,极力要求他的老同志回到古巴。格瓦拉则明确地声明,除非是为了在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活动,因地利之便,他会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回到古巴进行筹备工作外,他不再踏上这片土地。

1966年至1967年间 ,格瓦拉开始在玻利维亚带领游击队员进行革命活动。 当地的玻利维亚者把密林地区移交给格瓦拉用作训练区域。格瓦拉及其古巴伙伴亦编改了一些游击队的活动方式。玻利维亚总统勒内·巴里恩托斯得知他的存在后,扬言要杀死格瓦拉。他下令玻利维亚军队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希望挑起革命的格瓦拉对玻利维亚的错误判断令他后来惨败。他准备只是应付玻利维亚军政府及其一支训练和装备皆极差的军队,却没有在意玻利维亚身后的美国。

另外,CIA帮助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流亡分子设立了审讯室拷打那些被认为协助格瓦拉的玻利维亚人。为搜寻格瓦拉的支持者,几乎有300,000人因而受到政治迫害。

格瓦拉在1967年10月9日下午1:10被玻利维亚中士马里奥·特朗处死在拉伊格拉的一间校舍。

玻利维亚当局在1967年10月11日正式宣布了格瓦拉在1967年10月9日被杀。1967年10月15日卡斯特罗宣告古巴全国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死被认为大力鼓舞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影响遍及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一个名叫拉·黑古拉的小镇上被俘,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50名游击队员。当200名以美军为主的士兵走近他时,罗德瑞古兹回忆说:“格瓦拉大喊:‘别开枪!我是格瓦拉!我活着比死更值钱!’”罗德瑞古兹与格瓦拉。这张照片被拍下后仅仅过了1小时,格瓦拉就被枪决。

格瓦拉的尸体究竟被埋在哪里,事隔多年,已没人能说得清。20世纪90年代,包括玻利维亚在内的南美洲国家相继完成了政治民主进程,使寻找格瓦拉和他战友的遗骨出现转机。

玻军方提供的线名游击队员遇难后不久,就被埋在距格兰德峡谷5公里的一个叫卡尼亚达·德尔·阿罗约的地方,此地现为一个废弃的飞机场。当时参加掩埋的几个证人回忆说,因为是在夜间掩埋的,周围黑乎乎的,根本就记不住掩埋的地点,只记得他们被埋在同一个墓穴里。

1995年11月底,在玻利维亚政府的支持下,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古巴联合组成专家小组,着手调查和寻找掩埋格瓦拉的地方。1995年12月底至1996年3月中旬,小组在上述废弃飞机场某个地方发掘出4具尸体,其中一具被确认为玻利维亚籍游击队员。1996年6月,小组又发掘出一具古巴籍游击队员的遗骨。小组为取得重要突破而十分振奋,决定扩大战果,尽量找到更多游击队员的遗骨——特别是格瓦拉的遗骨。专家小组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采取高科技手段,使发掘范围缩小到最小。古巴先后派出10余名顶级专家,协助发掘工作。在玻利维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掘被锁定在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

1997年6月28日上午9时,发现第一具遗骨;29日中午,发掘人员在一块绿色尼龙布的导引下发现了第二具;30日又发现一具。7月1日上午第四具,下午第五、第六具相继被发现。这天下午17时,正当发掘人员准备收工的时候,有人突然触碰到一块棉织物碎片,旁边是一具长长的骨架,颜色明显比其他被发掘的尸骨灰暗。这会不会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格瓦拉?

7月3日,《格拉玛报》昭告天下:根据对有关史料的研究,包括格瓦拉在内的7名游击队员系于1967年10月10日~11日被埋在同一墓穴内。稍后几天的报道说,经专家鉴定和甄别,“7具遗骨中之一已基本肯定为格瓦拉”。其他6具分别是4名古巴人、1名玻利维亚人和1名秘鲁人,特别要说明的是,此名秘鲁人为华裔,名叫Juan Chan(胡安·陈或胡安·张),他在革命队伍中的绰号就是“中国人”(El Chino)。

1997年7月12日,古巴政府派专机接回格瓦拉及另外4名古巴籍游击队员的遗骨,另外1名玻利维亚人和1名秘鲁人的遗骨,也在稍晚时候应牺牲者家属要求交给了古巴。

1997年,格瓦拉的无手身体骸骨在Vallegrande被掘出,由DNA辨认吻合,并运返古巴。在1997年10月17日,他的遗体以顶级军事荣誉安葬在圣克拉拉一个被修造的陵墓,以纪念他在三十九年前赢取了圣克拉拉战役——古巴革命的决战。

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把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

古巴政府为格瓦拉举行了最为隆重的悼念活动和安葬仪式。1997年10月10日古共五大闭幕后,悼念活动相继展开。14日,格瓦拉遗骨移送圣克拉拉。当天,哈瓦那通往圣克拉拉的公路实行管制,任何闲杂车辆不得通行。圣克拉拉数十万群众涌向灵车经过的路旁,灵车经过之处撒满鲜花,场面十分感人。17日上午9时,安葬仪式开始。格瓦拉的遗骨被安放在格瓦拉广场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6名游击队员的遗骨。卡斯特罗在葬礼上发表讲话,颂扬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杰出贡献,称赞他是革命者和人的楷模。

Arteaga称他的叔叔Luis Cartero当时正在玻利维亚传教,Cartero随后把照片带回了西班牙的家中。

玻利维亚日记记述了游击队在玻利维亚革命活动。第一篇日记写于1966 年11月7日,是他到来之后在农场写的,最后一篇写于1967年10月7日, 是他被擒的前一天。日记叙述了游击队怎样开始运作以及被政府军发现,解释格瓦拉怎样决定划分二个纵队但随后无法重建联系,并且描述他们的整体失败。它记录了格瓦拉和玻利维亚之间的不和导致格瓦拉游击队士兵比最初期望少。玻利维亚日记由Ramparts杂志迅速及未加修饰地翻译后在世界上流通。他的革命摰友,前任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亦曾介入翻译。 遇害内幕

40年前的10月9日,拉美游击战士、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捕后遇害。在他遇难40周年纪念之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前特工对外披露了切·格瓦拉被处死的内幕。

67岁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是在美国城市迈阿密流亡 的古巴人。在美国策划猪湾事件和越南战争期间,他曾长期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他是美国中情局当年捕格瓦拉行动小组的领导人。

1967年10月8日,因遭人告密,切·格瓦拉和他的50名战友在玻利维亚一个小镇附近被捕。在切·格瓦拉被俘期间,罗德里格斯的任务是负责确保格瓦拉活着,并把他押送到巴拿马受审。

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罗德里格斯表示:“他访问过莫斯科也拜访过中国领导人,我是从那时候开始记得他的。但当年那个穿着制服英姿勃发的人,在我亲眼见到他时却落魄得像一个乞丐。他衣衫褴褛,脚上的靴子也不见踪影,一双皮鞋勉强遮住他的光脚。即使只是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我也会为他感到难过。”

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年美国曾希望把切·格瓦拉活着送到巴拿马做进一步审讯,但是遭到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否决。他回忆了当时如何从玻利维亚最高军事指挥部那里接到处死切·格瓦拉命令的过程。

“当我接到电话时,他们给我的密码是‘500、600’。当时我们之间有一套简单的密码‘500’指的是切·格瓦拉,‘600’意味着死,‘700’意味着活。因为电话里有很多噪音,我又问了一遍,他们证实,命令是500和600。”

面对这道命令,罗德里格斯与玻利维亚军方的一名上校发生了争执。但当时这名上校回答说:“费利克斯,我们很感激你们所做的一切。但这是来自我的总统和总司令的命令。我希望你以人格担保,在下午两点把切的尸体给我带回来。你们要对他怎么下手都行,因为我们了解他对你们国家造成的危害。”

多年以来,罗德里格斯一直记得自己向切·格瓦拉宣布他被处死时的情形。“我走进他的房间,站在他面前对他说‘格瓦拉指挥官,很抱歉,我已经尽力了。但这是玻利维亚最高指挥官下的命令’。他完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他的脸变得像一张白纸。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像他当时那么沮丧。但他说‘这样也好,我根本就不该被活捉’。当时是玻利维亚时间下午1点,我们离开了他关押的房间。在1点10分到1点20分之间,我听到了枪声。”

在切·格瓦拉死后,玻利维亚政府军指示行刑者砍下他的双手用以验证身份。之后,他的遗体又被送到了附近一所城市的医院向外界展示。最后,切·格瓦拉的遗体与多具尸体一起被秘密埋葬在一个军用飞机场里。

圣克拉拉位于古巴中部,是格瓦拉曾经战斗过的英雄城市。1958年古巴革命胜利前夕,格瓦拉奉卡斯特罗之命,在圣克拉拉所在的比亚克拉拉省指挥一支游击队。在著名的圣克拉拉战役中,格瓦拉指挥的游击队成功击溃政府军开赴东部的援军,并乘胜向哈瓦那挺进,为卡斯特罗指挥的游击队包围、击败东部圣地亚哥的守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巴政府和人民为纪念格瓦拉的杰出贡献,1988年在圣克拉拉动工修建格瓦拉广场,并于1994年竣工。广场上除了携枪凝视远方的格瓦拉巨型雕塑外,底座上还有多幅关于格瓦拉的浮雕,其中还有格瓦拉离开古巴时写给卡斯特罗的信。纪念堂里后来还增设了灵堂,用来安放格瓦拉和他遇难战友的遗骨。

而摇滚音乐的精髓是叛逆,是前卫,摇滚试图用音乐的形式改变人们对自我的认知,这与格瓦拉所做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有着相似之处:都有着自己的理念而且坚定不移的去实行。都相信自己本身对外界的影响,都崇尚冒险与前卫, 由此,摇滚开始崇拜格瓦拉。

大家都把摇滚作为一种革命,所以一些人敬佩他的精神,所以就这么跟风似的流传了下来.摇滚的精髓表现在精神上,这就是摇滚和流行音乐的区别。流行音乐只是空有个躯壳。摇滚对它的爱好者来说不只是一种音乐,还是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精神。所以格瓦拉和摇滚的关系就在于此。

所谓摇滚精神,就是打碎的精神,并不带有符号意义,它就是它,就是叛逆本身。

而革命偶像格瓦拉,正是这种反叛精神的最杰出代表,这种带点天真幼稚却又决不妥协的性格,无疑完美的体现了摇滚精神的精髓,即对现实生活反叛的勇气,毫不迟疑站到强大对手对立面的胆量,在今天的表现则是格瓦拉肖像的广泛流行。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会被全世界的左翼青年奉若神明。不仅仅因为他的思想,还有他那种吸引所有热血青年的摇滚精神。

雪茄与南美英雄切·格瓦拉总是要联系在一起的:一顶黑色贝蕾帽,一支永远叼着的雪茄,一头卷曲飘逸的长发,一对深邃忧郁的眼睛,作为20世纪象征着蓬勃、进取、力量、战斗、叛逆的符号,他使雪茄成为了经久不息的世界时尚;而雪茄让他成为了一个介于神话和童话之间的英雄偶像。

格瓦拉身上浓重的宗教色彩正在使其成为各种理想主义的代表。格瓦拉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他死后不久就成为伏特加与雪茄烟的代言人,他还在死后不情愿地被用作手表、手袋的模特。古巴认为自己的英雄是用来缅怀的,但在古巴之外的许多地方,没有人介意这些,他们只是热爱属于自己的切·格瓦拉。

在切·格瓦拉的一生,雪茄似乎从未离开过他的指间。早在古巴还未解放时,他与战友卡斯特罗一起抽雪茄的照片,一次又一次点燃了古巴人民的希望;古巴解放后,1964年12月格瓦拉出现在联合国第19次大会上,当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穿着西服时,他却一身橄榄绿军装,还始终衔着粗粗的古巴雪茄,再一次引起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在会上,格瓦拉从容不迫地发言,他谈到了老挝、越南和中南美洲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呼吁各大军事集团尽快停止制造和实验核武器,进行全面裁军。最后,他再次要求美国停止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停止对古巴的破坏行动。

就在一个时代全世界愤青都视其为精神偶像之时,越来越多的资料披露出格瓦拉的另一面:他嗜杀成性,近乎魔头。

格拉瓦死后四十余年,法国媒体采访了他当年的战友和受害者,他们讲述的格瓦拉让人背上阵阵发冷。

1959年1月,古巴革命者迎来胜利的日子。切·格瓦拉成了英雄。卡斯特罗让他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众多格瓦拉传记对他在这段时期的所作所为讲得很少,但在古巴的集体记忆中它从未被抹去。从1959年1月3日-11月26日格瓦拉离开为止,卡瓦尼亚堡监狱每天都响起杀人的枪声。这一速度令他成为古巴革命史上最大的杀人机器之一。有很多是无辜者。即使是那些不是敌人的敌人,十几岁的穷孩子,为了军饷当兵,为了挣钱寄给母亲,向他求饶,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过厄运。美国裔古巴作家亨伯特·冯托瓦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说,所有他访问过的人都表示,格瓦拉把屠杀作为生活的作料。他在二楼的办公室有一部分墙被打掉了,这样他能在办公室里观赏行刑。

《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还纪录,1961年,哈瓦德·安德森被处死时,体内的血液被抽干。从古巴逃出的其他一些在南佛罗里达的古巴流亡者也证明了在被处死前,受害者的血液被抽出。他们的血被卖到了越南。格瓦拉的卖血运动从1961年他担任工业部长就已开始,这种行为对格瓦拉来说似乎是革命的另一种方式。1967年4月7日,美国人权委员会对这一行为发布了一份详细报告。

冯托瓦接受采访时说,人们所读到的关于格瓦拉的任何信息不但错误,而且彻底相反。“在人们心目中,格瓦拉代表自由精神,其实他个性冷酷。他说过,反叛精神属于反革命,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在铁幕后面,个人主义必须被清除出古巴,他可不是一个嬉皮士。《时代》杂志把格瓦拉与特蕾莎修女相提并论,萨特把格瓦拉称为我们20世纪的完人。这完全都搞反了。”

格瓦拉死后,随着他的尸体的照片的传播,格瓦拉的事迹也开始广泛为人所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抗议将其杀害的示威,同时出现了许多颂扬、记录他生平以及死亡的文学作品。即便是一些对格瓦拉的理想嗤之以鼻的人也对其自我牺牲精神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他之所以被广大西方年轻人崇敬,原因就在于他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业而毅然放弃舒适的家境;当他在古巴大权在握时,他又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高官厚禄,重返革命战场,并战斗直至牺牲。

特别是在60年代晚期,在中东和西方的年轻人中,他成为一个公众偶想化的革命的象征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词。一幅由著名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在1960年为切·格瓦拉拍摄的生动的肖像照片迅速成为20世纪最知名的图片之一。而这幅格瓦拉的人像,也被简化并复制成为许多商品(比如T恤衫、海报和棒球帽)上的图案。格瓦拉的声望甚至延伸到了舞台上,在蒂姆·莱斯和安德鲁·洛伊·韦伯的音乐剧《庇隆夫人》中他成为了旁白者。该音乐剧讲述了格瓦拉由于胡安·庇隆的受贿和专制,而对庇隆夫人和她的丈夫感到失望。这个旁白者的角色是虚构的,因为格瓦拉与庇隆夫人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物,而且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与埃娃·庇隆有关的事情是他在孩提时代曾经给庇隆夫人写过信,信中向庇隆夫人索取一辆吉普车。

格瓦拉的遗体,同其他六个一同在玻利维亚战斗的同志的遗体一道,于1997年被安置于一个叫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广场特别的陵墓之中。该陵墓位于古巴圣克拉拉,2004年,大约205,832人参观了格瓦拉的陵墓,其中127,597人是外国人,包括来自美国、阿根廷、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游客。该处陈列了格瓦拉写给卡斯特罗的道别信的原稿。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称许格瓦拉是“ 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格瓦拉的支持者认为,格瓦拉被证明是继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之后,拉丁美洲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格瓦拉无疑是拉丁美洲桀骜不驯、浪漫骑士化的游击战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继承人,在他前面则是卡兰萨、比利亚和萨 帕 塔。当这个的堂吉诃德端起长矛时,曼德拉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南非律师,南美洲诸多国家仍然是一个个分裂的新殖民地国家,整个拉丁美洲被形形色色的军人独裁政府占据。在他死后,拉美的革命游击战争再没有能达到他期望的效果和高度。里吉斯·德布雷在《革命的革命》中强调,缺乏长期系统化的农村动员和结构严密的干部队伍,精英化、具备高度献身精神的起义者只是丛林中的一撮暴乱分子。1964年,阿根廷军政府消灭了马蒂赛游击队;60年代末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因新总统雷奥尼的政治宽容改革而分崩离析;在哥伦比亚,“黑色骑士”费尔明·查理和“神枪手”马鲁兰达创立的“民族革命武装”也因既没有系统的土地分配纲领,也不愿意动员印第安原住民,始终未能摆脱殖民时代的盗匪形象。1968年,秘鲁游击运动领导人约瑟夫·汉森在第四国际大会上承认,拉丁美洲的游击革命主义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它孤军作战,在国内无法发动农民,无法和教会、知识分子、工人达成任何一致,在国际上从未得到过莫斯科或哈瓦那的支持。

格瓦拉的牺牲与古巴式武装输出革命模式的暂时失败,反而激发着拉美乃至整个发展中世界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公正的追求。从60年代中期开始席卷拉美的“解放神学”运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切的“新人”观念影响,智利的弗雷斯诺红衣主教与尼加拉瓜的布拉沃主教,分别成为索摩查、皮诺切特等军事独裁者最有威胁、最激烈的反对派领袖。而巴西的卢拉·席尔瓦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则把在拉美湮没已久的“民众主义”,与格瓦拉式的社会平均分配理想重新拾起,当作反击国际经济贸易不平等和自身经济结构恶化的全新武器。

在格瓦拉遇害40周年之际,古巴人在他的纪念碑前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亲自撰文,向这位“40年前倒下的杰出斗士”表达敬意。

格瓦拉是名极富传奇英雄色彩的历史人物,被誉为“人间的耶稣”、“红色罗宾汉”、“的堂吉诃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第”、“完美的人”、“浪漫冒险家”。格瓦拉常现身于传记、回忆录、文章、纪录片、歌曲、电影,甚至电子游戏中也有他的身影,对其的褒扬远多于批判。《时代》杂志把格瓦拉选入二十世纪百大影响力人物。阿尔贝托·科尔达为他拍摄、命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员》的照片,被美誉为“世上最知名的照片”。

虽然格瓦拉被许多人视为英雄,但他的反对者们在他的遗产中发现了他们眼中格瓦拉一生中不那么光彩的部分,他们认为格瓦拉热衷于处死古巴革命的反对者。一些格瓦拉的著作被作为这种狂热的证据,其中的一些被阿尔瓦罗·巴尔加斯·略萨所引用。比如,在格瓦拉的《给三大洲的信》一文中,他写道:“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纽约太阳报作家威廉姆斯·迈尔斯给格瓦拉贴上了一个“反社会的暴徒”的标签。其它一些美国报纸的批评家也有同样的评价。这些批评家声称格瓦拉本人应该对古巴监狱中数百人受酷刑和被处死,以及他领导的古巴革命武装控制或造访过的地区数量很多的农民被谋杀负责。他们也相信格瓦拉是一个拙劣的战术家,而不是一个革命天才,他从没取得过一场有记录的战斗的胜利。一些批评家认为格瓦拉在阿根廷读医学院时是失败的,没有证据表明他真的获得了医学学位。

而对格瓦拉最严厉的指责来自于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他在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的谈话中指出:格瓦拉是“盲动主义者”,他“脱离群众,不要党的领导”,在古巴获得偶然性胜利后没有认真进行总结,就跑出去盲目地推销经验。“不依靠长期坚持武装斗争,不建立农村根据地,不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来逐步取得胜利”,而是“不管有无条件,以为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烧起来,这完全是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结果给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害人害己。格瓦拉的英雄形象,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青年的偶像崇拜心理和知识分子缺乏分辨力给抬举出来的。” 必须指出的是,周恩来对格瓦拉的批评是就其方法论(技巧、策略等)而言的,对于格瓦拉崇高的世界观(动机、目的等)并没有做评价。因为,那是一种崇高的事实,不需要评价。越是对他方法论的批评,越是对他的深切重视和帮助,就好比一个父亲看见儿子事情做得不理想,于是用最大的愤怒强烈地批评儿子一样,这和批评那些处于对立面的剥削阶级性质是不同的。革命者内部在相互激烈地批评、论战之后达到团结一致,然后开创崭新局面的事情,难道还少吗?周恩来当然是要批评格瓦拉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国和古巴的国情有着深刻的区别,甚至在同为拉美地区的古巴和其他国家之间,情况也是截然不同。适合中国的方式方法不一定适合古巴,适合古巴的也不一定适合拉美其他国家。周恩来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家,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因此,他对格瓦拉的批评,实际上更多的是借此批评国内的一些错误观念。

《摩托日记》是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根据格瓦拉家族提供的日记拍摄的剧情片。1949年,29岁的阿尔贝托·格兰纳多和23岁的恩内斯托·格瓦拉成为旅伴,两人骑一辆“诺顿500”摩托车从阿根廷出发,穿越南美大陆。在旅途中,格瓦拉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感受。旅途结束之后,恩内斯托·格瓦拉改名为切·格瓦拉,前往古巴投入到革命之中。

《切·格瓦拉传:游击队》讲述的是1959年,切•格瓦拉(Benicio Del Toro本尼西奥•德尔•托罗 饰)与菲德尔•卡斯特罗(Rodrigo Santoro 罗德里格•桑托罗 饰)率领的游击队组织“七二六运动”终于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在古巴建立了新政府。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切和菲德尔在治国理念上逐渐发生分歧,最终他辞去政府中的要职,并放弃家庭和古巴公民的身份,再次投入解放第三世界的战争中去。

几经辗转,切来到玻利维亚,与玻利维亚全国解放军共同展开游击队革命运动。玻利维亚总统René Barrientos(Joaquim de Almeida 饰)得知切的到来,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这个令人头痛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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